为全面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对农村改革发展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10月19日，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和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统筹城乡发展高层研讨会”。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以及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和科技部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就统筹城乡的难点和对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发展现代农业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城乡统筹是两大战略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与会专家纷纷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郑新立表示，三中全会文件从城乡规划、产业服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和社会管理六个方面，确定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这为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促进劳动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郑新立说，六个一体化制度可以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促进更多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进入到二三产业提供更好的条件。
周天勇认为，城乡统筹实际上是两个大的战略统筹，即新农村建设战略和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统筹。农村和农业要实施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城市相应要实施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只有这样，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转移和吸收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才能保证农民增收和农业向规模经营转型。
谈到城乡一体化发展，陈文玲认为，城乡一体化有四个转换带或者叫转换墙，它们是城乡一体化的连接点，也是搭建城乡一体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和领域。第一个是县城经济发展。县城一头连接广大的农村，一头连接城市，县城的这种改革发展和城市首先要一体化，然后从县城向农村延伸，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第二个是大城市的郊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就在于我们郊区城市化低成本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第三是市场体系的构建。目前，我们整个市场出现以城市为主体，然后向农村延伸的态势。特别是农村市场，包括农村的批发市场，农村的集贸市场、农村的专业市场等比较活跃，一个农村市场的基本体系已经形成，但并不完善，发挥的作用还不够。第四个是龙头企业的带动。现在有很多的龙头企业正在把视角从城市伸向农村，龙头企业将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家庭经营朝集约化方向发展
谈到家庭经营方式，郑新立认为，家庭经营今后应朝集约化方向发展。目前，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给农民的服务是靠农村的集体组织，但是现在这种集体组织在中西部大多数农村都没有了，所以双层经营实质上变成了只有农户一层经验。三中全会这次突出的一点就是统一经营服务主体要向四个方面的主体发展：一个是发展集体经济和集体的服务组织。第二是合作社，合作社要作为今后农村服务主体最主要的方面发展。第三是各种私营个体企业，如机械化作业队、跨区机收等。第四是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要建立和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要允许和鼓励龙头企业吸收农民入股，农民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形式把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
农业部经管司副司长胡建锋认为，要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有效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据我国国情，靠大量的土地集约是不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同时要认真研究如何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经营效益的问题。比如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产业化服务，健全行业协会，有条件的地方则需要充分利用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等。通过提供比较完善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有效地把农户的生产经营纳入现代化大生产、大市场中。
“长久”至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中全会文件中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长久有多长呢？郑新立说，我认为长久至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有多长呢？党的十五大说至少有100年。意思就是说至少让几代农民吃了定心丸，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投入，长久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胡建锋认为，三中全会强调农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该说赋予了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权益，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市场定位。今后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样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建立农村承包土地权利的长效机制。要完善土地的流转服务，在有条件的地方支持建立健全流转服务的组织，现在有不少地方依托乡村农业部门建立了流转服务组织，为农村土地的流转提供流转信息、政策咨询、合同指导签订、利益协调、价格评估和纠纷调整等全方位的服务，值得借鉴。
金融须有专门面对特定农户的政策
郑新立表示，三中全会精神的重大突破之一是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突出了农村金融可以让社会资金进入。他在具体解释政策时说，商业银行在农村县和县以下设的分级机构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贷款，用了“主要”二字，就是要支持农村，否则便不能再在农村吸收存款。允许农村兴办各类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和各类小型的、微型的金融机构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而且这些小金融机构不经营存款，作为金融贷款的零售公司，他可以向商业银行搞批发，批发几百万资金，然后搞小额贷款，利率可以适当的浮动，国家再给一定的扶持，这样可以满足农民小额贷款的需要。另一个就是规范发展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上中央文件这是第一次。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认为，金融在现代农业里的意义特别重大，现代农业特别是规模化的种养大户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此，必须有专门的、面向种田大户，面向规模化、专业化这种大户特定对象的专门的金融信贷政策。在市场化的金融不待见农业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面向农村提供农村金融的专门政策。当前，要探索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农民能不能无抵押获得贷款。因为银行从商业角度出发，要求贷款必须有抵押品，农民的房屋不能抵押、土地承包权不能抵押，农民的银行信用能不能抵押？现在各地已经探索出联保这一类新型的抵押方式。总之，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有面对特定农户的专门金融政策。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价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价，是三中全会的一大突破。郑新立认为，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城市规划范围内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样参与竞标，农民可以从土地升值里面拿很多钱，从而确保农民收益。
针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价，享有同等的权利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董忠认为，要尽快修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法律法规跟不上，相当于文件没落实。比如说现在关于土地的法律法规把征用集体土地这块写死了，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各个地方在执行过程中虽然已经做了很多过渡，但是现在没有法律，国务院也没有法规，地方的法规也没有，操作起来就很困难。所以法律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必须跟上。